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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天壇獎評委團中，德國導演弗洛裡安 亨克爾 馮 多納斯馬以其超過2米的“高海拔”身高而備受關註。當人們知道他就是曾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竊聽風暴》的導演後，往往立刻由驚嘆其身高轉為膜拜。多納斯馬都以微笑回應，他遺憾自己不會打籃球：“因為在德國，籃球並不普及。”雖然個頭高大，但是多納斯馬卻很“溫柔”，攝影記者提出請他拍照時，他會“無條件”配合，面對鏡頭還擺出不同POSE，直至攝影記者說：“ok ok”，其“完成任務”的認真勁，讓人感嘆德國人做事果然嚴謹。
第一次來中國就感覺熟悉
弗洛裡安 亨克爾 馮 多納斯馬的履歷單讓人驚艷，他1973年出生於德國科隆，在紐約、佈魯塞爾、法蘭克福和西柏林生活過，說著流利的英語、法語、德語和俄語。1991年，他到列寧格勒學習俄語和俄國文化。兩年後，他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此時他已經獲得教授俄語（作為外語）的國傢認證資格。1993年至1996年間，他在牛津大學分別修完瞭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的課程並獲得瞭學位。在牛津大學的最後一學期，因為他的一篇論文獲獎，而得到瞭在英國著名電影導演理查德 阿滕伯勒身邊實習的機會，當時理查德 阿滕伯勒拍攝的是根據海明威親身經歷改編的電影《愛情與戰爭》。這之後，多納斯馬決定要研修電影導演課程，並於1996年去慕尼黑電視電影學院導演系學習。1998年自編自導瞭學生作品《杜賓犬》，盡管電影時長隻有四分鐘，但是卻在全球四十多個電影節亮相，並為他贏得瞭多個獎項，其中包括馬克斯 奧夫爾斯獎和由環球工作室頒發的精彩影片獎。
2006年，多納斯馬的首部長片《竊聽風暴》獲獎無數，包括奪得200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13年，他被世界經濟論壇冠以全球青年領袖之名，多納斯馬還在柏林美國學院董事會任職，並擔任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國際委員會的委員。2015年，他出版瞭《Kino!》，這是一本他寫的關於當代電影藝術的書。
雖然在多個地方生活過，有豐富的閱歷，但是多納斯馬對中國尤其向往，多納斯馬對於能夠來北京擔任第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評委表示非常開心，讓他高興的是除瞭能看到全世界優秀的影片，與老朋友會面外，還能再次感受北京，感受北京人。其實，這並非是多納斯馬第一次來中國，他曾經在2011年就來過這裡，他用一副向記者透露“秘密”的表情說：“你知道嗎，兩個月前，我還來過北京，是為瞭與相關人士洽談我的電影項目。新片內容是什麼？不，我現在不能告訴你，時機成熟時，我會告訴你們的。”
回憶2011年第一次來中國的經歷，多納斯馬透露，那是2011年為其新片《致命伴旅》。這部影片是多納斯馬去好萊塢拍攝的第一部電影，由好萊塢兩大巨星安吉麗娜 朱莉和強尼 德普主演，那次的北京之行給多納斯馬留下瞭太好的印象，“因為我以前看過張藝謀、陳凱歌等導演的電影，他們的電影拍得很棒，把中國很好地介紹給瞭世界，我對中國充滿憧憬。所以，我第一次到北京就覺得很熟悉，那次認識瞭很多好朋友。所以，回德國幾個月後，我很快又來到瞭北京。”多納斯馬後來還去過上海，“我還有個表哥在香港，所以，我對中國並不陌生。”
多納斯馬贊嘆北京的文化歷史底蘊，他還說自己喜歡京劇，雖然不能完全理解，“很多人問我為何愛來中國，我覺得與其說我希望中國觀眾來瞭解我，不如說我更喜歡瞭解中國人。”
與中國影人合開公司
對中國的熱愛，甚至讓多納斯馬如今在中國開起瞭公司，雖然來自全球的知名影人和中國電影的合作越來越多，但是和中國影人直接開公司的外國導演還十分鮮見，而在本屆北京電影節上，多納斯馬和《蜘蛛俠》系列的導演山姆 雷米就開始瞭這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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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耀萊影視在電影節上宣佈與多納斯馬和山姆 雷米共同成立名為“Allegory”（寓言）的好萊塢制片公司。據悉，“Allegory”電影公司在未來5年內將投拍制作8至10部預算在3000萬至8000萬美元的影片，所拍攝影片的全球（大中華區除外）發行將交由美國六大制片公司完成，大中華區發行則由耀萊影視完成。除此之外，“Allegory”亦可與六大制片公司聯合投拍影片。多納斯馬表示，即使像《地心引力》這樣優秀的電影，在尋找投資時也花費瞭5年時間，“希望這樣的事情以後能少一些”。他認為，最瞭解導演的人還是導演同行，他希望可以以自己的經驗幫助中國導演，以自身經驗為新導演做好成本控制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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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擁有電影這種“交流語言”，多納斯馬說自己在中國並不擔心有溝通障礙，他期待與中國影人的合作，希望每個人都能在電影中找到樂趣，找到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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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打動內心的電影不會拍
今年是《竊聽風暴》上映十周年，可是這十年來，多納斯馬個人資料顯示，他隻執導瞭《竊聽風暴》和《致命伴旅》兩部電影，為何產量如此少？多納斯馬表示，自己一直在尋找合適的電影項目，不過他認為電影不能為瞭拍而拍。“一定要觸動我的心，讓我想有所表達，有瞭靈感才會拍。”他說。
多納斯馬愉快地透露自己現在手頭有3個項目在籌備中，所以觀眾們不要著急，很快自己就會有新作瞭。而中國，就是激發他靈感的一個元素，這也是他幾年來多次來北京的原因。多納斯馬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背後一定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我想更多感知它的存在。在中國，總有一些讓人覺得很有趣的事發生，沒有人可以忽視中國電影，全世界現在都很清楚這一點。我希望中國政府可以繼續對電影進行投資，我認為這很重要，我們在德國、在歐洲也是一樣，我希望中國可以將對電影事業的投入進行下去。”
電影受文學作品影響大
《竊聽風暴》和《致命伴旅》是兩部如此風格迥異的電影，可是在多納斯馬看來，電影隻有好看與不好看兩種，就像他雖然拍過《竊聽風暴》，可是也喜歡看007系列，他看李安、王傢衛的電影，也看吳宇森、張藝謀、馮小剛、陸川的電影。他認為，商業片和藝術片沒有太大區別，主要看是否是創作者自我的內心表達。那麼，他本人在拍攝電影時是否會考慮票房因素呢？多納斯馬坦率表示，如果影片投資大、演員陣容強，他會考慮這個問題，可是如果隻是一部小成本的制作，他會更自由，更隨心所欲。不過，票房的成功也往往難以預計，他說：“我拍《竊聽風暴》時，開始沒有一個發行商想發行這部片子，可是後來它卻被稱為是史上最成功的德國電影之一，所以你沒辦法判定這個。”
1977年，4歲的多納斯馬第一次接觸電影，現在他仍記得很清楚，當時原本要放映的是《怪醫杜立德》，結果放映的是德國電影《雜耍班》，多納斯馬第一次體會到瞭電影的魅力。而在決定從事導演工作後，之前在牛津大學學習的政治、哲學、經濟等知識對他的電影有多少影響呢？多納斯馬表示，具體的影響很難描述，但的確是對他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首先，電影不能像論文那樣枯燥，呵呵。其次，哲學所思考的人類終極問題也是我電影裡所關心的，拍電影時我也習慣於用哲學邏輯——提出瞭問題並試圖給出問題的答案。例如一部嚴肅的電影，可以將人性的黑暗面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我認為影片總要給人以一些希望為好，其實寫黑暗的東西非常容易，難的是試圖為身處黑暗的人們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哪怕僅僅是暗示一下。”
問及自己拍攝電影受哪位導演或哪部電影影響最深，多納斯馬表示，就他個人而言，影響他更多的是文學作品而非電影，對他影響比較大的作傢是列夫 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明威，“還有音樂，有一次我在傢裡聽到一首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突然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覺得如果有人聽到如此美妙的音樂，同時又要做一些罪惡的事情是很難的。我想如果東德的秘密警察聽到這個音樂，會不會打開他們禁閉的內心？這個想法，觸動瞭我拍《竊聽風暴》。”
文/本報記者 張嘉 攝影/本報記者 崔峻
作者：張嘉 崔峻
（來源：北京青年報）
本文來源：北青網-北京青年報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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